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，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。举例说，“三人团”作出决定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。博古、李德说罢就算了事，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。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较棘手，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，只要大体公正、合理，适当地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，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。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仅涉及谁去谁留，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。这样一来，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。怎么办？只有请来博古、李德召开“三人团”会议复议。为了能使博古、李德接受他的意见，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。结果，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。
“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，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，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，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。同时，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。”
当初，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。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、博古、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，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，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。另外，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、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自然，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，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——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，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。因此，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，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：
“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。但是，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，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‘三人团’的指挥意图。因此，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。”
按照往常“三人团”开会的惯例，博古谈完意见之后，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、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。为此，周恩来有意地问道：
“李德同志，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！”
李德，原名奥托.布劳恩，于一九○○年生于德国慕尼黑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。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，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，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，被控有叛国罪，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。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，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，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。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，是年秋到达上海，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。在这期间，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。翌年九月，他历尽艰险，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。这时，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，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，实行所谓的“两个拳头打人”，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。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“围剿”束手无策，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。博古不懂军事，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，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“围剿”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，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，教条地提出要进行“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”，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，实行所谓“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”土地的方针。结果，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，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。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，他独断专行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，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，残酷地打击、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。诚如前文所述，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、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，均由他和博古议决。本来，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，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。后来，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，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：
“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。我只想补充一点：政治问题要民主，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！”
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，厉言相驳。但是，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：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。于是，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以柔克刚地说道：
“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，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：一、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，顺利地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师；二、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，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，甚至是全军覆没。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，我们‘三人团’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？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？”
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，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。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，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，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。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，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，以及对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的后果。因此，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。
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、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，他有意沉默不语。这样一来，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。博古终于忍不住了：
“恩来同志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
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，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：
“李德同志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在李德的眼里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。但是，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——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。因此，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。说句实话，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，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。此刻，他似乎已乱了方寸，张口结舌，不知所措。最后，他说道：
“像这样的大事，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？”
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，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：
“恩来，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？”
“可以，”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，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：“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，中心的意思是：在战局瞬息万变、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，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。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，大家都尽了力嘛！”
“对，对！”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，“防止有些人做我们‘三人团’的文章嘛！”
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。
接着，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。他经过深思熟虑，征求意见后，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，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，包括后勤部队、卫生部门、总工会、青年团、担架队等。为了防止敌人破译，又起了一个代号，叫“红章纵队”。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，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，因此任命李为“红章纵队”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然后，他又决定将军委、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，代号为“红安纵队”。该纵队是首脑机关，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，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“红安纵队”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虽说博古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、李德等领导都编在“红安纵队”中，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——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，与“三人团”在一起行军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；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，与警卫班、马夫、挑夫、担架队一起行军。这样一来，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，也使博古、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。事后追论：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！
但是，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，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“三人团”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此乃后话。
“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，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，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，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。同时，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。”
当初，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。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、博古、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，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，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。另外，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、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自然，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，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——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，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。因此，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，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：
“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。但是，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，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‘三人团’的指挥意图。因此，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。”
按照往常“三人团”开会的惯例，博古谈完意见之后，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、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。为此，周恩来有意地问道：
“李德同志，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！”
李德，原名奥托.布劳恩，于一九○○年生于德国慕尼黑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。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，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，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，被控有叛国罪，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。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，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，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。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，是年秋到达上海，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。在这期间，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。翌年九月，他历尽艰险，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。这时，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，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，实行所谓的“两个拳头打人”，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。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“围剿”束手无策，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。博古不懂军事，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，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“围剿”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，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，教条地提出要进行“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”，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，实行所谓“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”土地的方针。结果，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，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。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，他独断专行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，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，残酷地打击、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。诚如前文所述，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、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，均由他和博古议决。本来，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，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。后来，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，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：
“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。我只想补充一点：政治问题要民主，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！”
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，厉言相驳。但是，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：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。于是，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以柔克刚地说道：
“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，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：一、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，顺利地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师；二、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，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，甚至是全军覆没。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，我们‘三人团’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？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？”
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，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。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，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，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。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，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，以及对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的后果。因此，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。
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、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，他有意沉默不语。这样一来，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。博古终于忍不住了：
“恩来同志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
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，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：
“李德同志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在李德的眼里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。但是，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——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。因此，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。说句实话，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，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。此刻，他似乎已乱了方寸，张口结舌，不知所措。最后，他说道：
“像这样的大事，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？”
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，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：
“恩来，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？”
“可以，”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，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：“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，中心的意思是：在战局瞬息万变、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，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。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，大家都尽了力嘛！”
“对，对！”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，“防止有些人做我们‘三人团’的文章嘛！”
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。
接着，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。他经过深思熟虑，征求意见后，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，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，包括后勤部队、卫生部门、总工会、青年团、担架队等。为了防止敌人破译，又起了一个代号，叫“红章纵队”。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，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，因此任命李为“红章纵队”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然后，他又决定将军委、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，代号为“红安纵队”。该纵队是首脑机关，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，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“红安纵队”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虽说博古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、李德等领导都编在“红安纵队”中，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——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，与“三人团”在一起行军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；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，与警卫班、马夫、挑夫、担架队一起行军。这样一来，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，也使博古、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。事后追论：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！
但是，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，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“三人团”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此乃后话。